新康德主义：修订间差异

著名經濟學家[[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在其出版於1922年的著作《社會主義：經濟學和社會學分析》中抨擊了舊康德義務主義觀點：「康德体系的最大软肋是他的伦理学。虽然他的强大智力为它注入了活力，但个别概念的伟大不会让我们漠视这一事实：他的出发点选择不当，基本概念有误。他企图将幸福主义连根拔掉的绝望尝试失败了。」他亦抨擊了新康德義務主義觀點：「在这方面，新康德主义者与老师相比并没有取得更大的进步，他们也缺乏对基本的社会劳动分工法则的洞察力。他们只看到了收入分配不符合他们的理想，最大的一部分收入没有落到他们认为最应当得到的人手中，而是落到了他们所鄙视的那个阶级手中。他们看到了人民的贫困，却不想搞清楚这应当归罪于私有制还是归罪于对私有制的限制。他们大力谴责私有财产本身，他们绝无生意上的烦恼，所以对私有财产素无好感。在社会认知方面，他们依然受制于外部和表象的东西。他们在驾驭其他所有问题时毫不含糊，但是胆怯使他们在这里放不开手脚。他们尴尬地暴露出了自己根深蒂固的偏见。」<ref name=":0" />

米塞斯教授對以柯亨為代表的新康德義務主義者所提出的關於[[私有制]]的説法提出了一系列批駁意見：「柯亨支持废除私有财产的特殊论证表明，他在探讨这个基本的社会生活问题时很糊涂。他说，事物有价值，但人是无价的。他们有的是尊严。劳动价值的巿场价格与人的尊严是不相容的。这就把我们拖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修辞学泥潭和有关劳动的『商品属性』以及应当反对这种属性的教义。这个说法被写进了《[[凡尔赛条约|凡尔赛协议]]》和《[[聖日耳曼條約|圣日耳曼协议]]》，其形式是要求接受这一基本原理：『不应把劳动仅仅看作一件商品。』还是让这种琐屑无聊的学究语言见鬼去吧。」米塞斯教授亦表示他認為新康德義務主義者所提出的絕對命令式的「按照这样的方式行动：你要永远把自己的存在，同样地也就把其他所有人的存在，作为目的，而绝不仅仅作为手段」這一説法是粗淺的、和幼稚的，無視人們互相利用一事使得人們在整體上受益和[[社会阶级|階級]]並不是完全固化的 的事實，他這樣批駁柯亨所提出的説法：「因为每一个行动的个体都有一个最终目的，一个幸福主义能让我们理解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自为自在的目的。然而，作为一种运用于整个社会的观点，这种表达方式没有任何认知价值。我们在这里谈论目的的正当理由，并不比谈论任何其他自然现象时更多。当我们问到社会中何为目的何为手段时，我们在心里是用某种因意志而形成的结构代替了社会，即代替了因劳动分工优于孤立的劳动而结合在一起的人类合作结构，然后又问这种意志的目标是什么。这是[[泛靈論|万物有灵论]]的思想，无论如何都不是[[社会学]]或[[科学]]的思想。」<ref name=":0" />

米塞斯教授把新康德義務主義在社會哲學方面上的觀點歸類為倫理社會主義思想，並且[[訴諸動機]]，聲稱新康德義務主義者出於仇恨和嫉妒而提出了這些説法，批評道：「在社会哲学方面，在其他方面相当开明的思想家，常常很难避免所有的怨恨情绪。他们情不自禁地想到那些比他们更风光的人，一边拿自己的价值和别人的缺乏价值做比较，一边把自己的贫困跟别人的财富做比较，结果是他们手里的笔不再受理性，而是受愤怒和嫉妒引领。」最後米塞斯教授總結道：「显然，康德派提出的支持社会主义的理由，总是把我们带回到各种社会主义作者的经济学概念那儿，尤其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和步其后尘的『学院派』社会主义者那里。他们除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论证外一无所有，而这些论证都已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ref name=":0">{{Cite book|title=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year=1922|authorlink=路德維希·馮·米塞斯|chapter=Chapter 30 Ethical Socialism, especially the Ethical Socialism of New Criticism {{!}} Section 1 The Absolute Imperative as the Foundation of Socialism|last=Mises|first=Ludwig von|publisher=Gustav Fischer Verlag, Liberty Fund|isbn=9787500469261|trans-chapter=第三十章 伦理社会主义，尤其是新批判主义的伦理社会主义 ｜ 第一节 作为社会主义基础的绝对律令|trans-title=社会主义 : 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r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