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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五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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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定向自地富反坏右
四川省沙坪劳动教养管理所:上万名被视为“右派”而遭批判的人士曾在此接受劳教三年大饥荒期间2600余名青少年劳教犯在此丧命[1][2][3][4][5]

黑五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用于指代政治身份被中国共产党认定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等“五类分子”的非官方称呼,合稱地富反壞右[6][7][8]。黑五类與“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雇农、下中农”的「紅五類」相對[6][9]

黑五类是中國共產黨前三十年統治下的政治贱民階層,依据血统论,黑五類及家庭成員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至文革結束,受到約三十年的不平等待遇,在文革期间多首先遭遇迫害甚至屠杀(如北京的“大兴事件”、广西大屠杀等等)[6][9][10][11]。文革期间,黑五类持續增加为“黑七类”甚至“黑九类”[6][7],按照其中一种划分,黑九类依序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12][13][14]。知识分子在文革前夕非正式加入黑九类,被蔑称为“臭老九[12][13][14][15]

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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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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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7月,广东省佛冈县一名农民被划分为“剥削人民”的“地主”,遭到土改期间成立的“人民法庭”的批斗和公审[16][17]

土地改革运动期间,1948年中国共产党在划分阶级成分时,产生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等“四类人”的概念[7][18]。其中,“坏分子”的概念比较模糊,一说是指家庭出身好,但游手好闲、好逸恶劳的人,即所谓的盲流[7],也有认为“坏分子”主要是指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和革命群众中的“不良分子”[19]

1950年8月4日,中国政务院第四十四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进一步明确划定了阶级成分,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游民(习惯上叫做流氓)等[18][20][21]。《决定》指出:凡年在十八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及在学校中读书的青年学生,除在土地改革时已成为一个家庭的实际支配人得划分其阶级成分外,一般不应划分其阶级成分,只划分其家庭出身[20][21]

土地改革运动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1953年,据各方人士估计,约有100万-500万人在运动中遭到处决或自杀,大多是中小规模的地主[22][23][24][25][26]。 而在1950年代初毛泽东等人发动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据官方数据,共有260余万人被捕、130余万人被监禁、71.2万人被处决[27][28][29],外界则估计有100万-200万“反革命分子”遭到处决[30][31]

反右运动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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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7年发动的“反右运动”中,1957年9月23日,邓小平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指出,在全国农村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的之一就是“揭露和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破坏活动。”[19][32] 同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1956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其中第39条就是“改造地主、富农、农村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保护农村的社会主义秩序”[19][33]。至此,“四类分子”的称法正式形成[19]。与此同时,官方数据显示反右运动中约有55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并被作为批判和改造的对象[34][35]。此时右派分子与“四类分子”一起被当作专政对象,逐渐被统称为“五类分子”,而地、富、反、坏、右作为“黑五类”的非官方称呼也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7]

另据解密的中央档案,全国实际划出“右派”达317万余人,还有143万余人被划为“中右分子”,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36][37][38]。1959年到1964年间,官方数据显示先后有约30余万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摘掉了帽子,即“摘帽”,这些人被称作“摘帽右派”[39][40][41]。此后摘帽工作陷于停滞,直至文革结束[39][40]

文化大革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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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的一场“横扫牛鬼蛇神大会”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年),“黑五类”队伍扩大,在地、富、反、坏、右之后,又添加了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成了“黑七类”甚至“黑九类”[6][7][12][13]。但该划分标准混乱,缺乏逻辑,颇为粗略和随意,部分类别还被统称为“黑帮”、“牛鬼蛇神[6],而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则被贬称为“臭老九[12][13][14][15],右派的子女则被蔑稱為「狗崽子」[42]。文革期間,自1966年北京红八月”起,黑五类成员及亲属受到了广泛的迫害甚至屠杀,较为知名的案例包括北京“大兴事件”、广西大屠杀广东文革屠杀[10][11][43]

1968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发布《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掌握政策的通知》,其中划定的阶级敌人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现行反革命分子」等9种人,他们的子女则被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19][44][45]。《通知》还规定:在提到阶级敌人的名称时,“不要采用含糊不清的容易混淆两类矛盾、扩大打击面的词汇”,不可把尚未定性的“靠边站”的干部统称之为“黑帮”、“牛鬼蛇神”[45]

平反与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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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时期,1978年4月,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提出由“右派分子”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向“右派分子”宣布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并规定摘帽以后不再叫他们“右派分子”或“摘帽右派”,不要歧视他们[39][40]。此后,在胡耀邦等人的主持下,至1981年绝大多数右派以及“中右分子”在“摘帽”的基础上进一步获得平反,但最终依然有百余人未获平反[40][46][47][48]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除了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家分子以及「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成分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46][49]

截止1984年,依据官方数据,全国先后有约440多万人被摘掉地主、富农的帽子,结束了对2000多万“四类分子”及家属的身份歧视[46][47][50][51]。而据学者估计,该《决定》实际影响人数上亿[50][51]。与此同时,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也被从原“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官方数据显示,至1981年11月中国大陆共有70多万小商小贩、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恢复了作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身份[46]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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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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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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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描述黑五類的書籍在中國大陸大多屬於禁書類,因此在中國大陸罕見。